三级片网站 操心 | 瞿同祖：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

发布日期：2024-10-07 21:10    点击次数：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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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2020年是中国社会学计议的前驱林耀华、瞿同祖与费孝通三位先生的110周年寿辰，三位先生齐受教于燕京大学，与师长和同学全部，在1930-40年代亲历了燕京社会学矢志于社会学中国化之路的贫苦勤恳。从华北到西南方疆，燕京社会学以社区民族志为中枢智商，聘用实地考查与社会考验的样式，对内地城乡社区、民族地区的东谈主文生态进行了真切探讨。吴文藻和他的学生林耀华、费孝通和瞿同祖等，以及诸多共此渴望的燕京社会学东谈主，不仅代表了早期中国社会学以邃晓的心怀理会域外社会学的眼神，也代表了以社会学的念念路重看、重写中国社会的传统与变革的精神。燕京社会学东谈主不仅为社会学入中国奠定了根基，他们所缔造的学术典范和精神品格，又通过北大社会学的推崇，链接于缕，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于今仍有待咱们充分地尊重、默契和延续。北大东谈主文社会科学计议院将自秋季学期始，持续推出燕京社会派别学东谈主专题，一方面回溯他们的计议历程、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也针对燕京社会学的经典计议，以学术传承的眼神加以再行归纳、对照和编排，但愿激励学界与读者的念念考。

7月12日是瞿同祖宗生寿辰110周年操心，咱们将先期推出一组文章，总结瞿同祖宗生的学术历程，重温他的念念想遗产。今天，咱们推送瞿同祖宗生的自述文章《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收入《家学与师承——着名学者谈治学次第》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

文 / 瞿同祖

黑人中出

我1910年7月12日出身于湖南长沙。我祖父文慎公（鸿禨）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身于庚戌年，故定名同祖。我生于阴历六月初六日，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为天况。辛亥鼎新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在沪入小学。

我父希马公（宣治）先后在驻瑞士、荷兰等国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归国省亲途中卒于法国马赛。次年我叔父兑之先生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业。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奔丧辍学一年，闾阎晚一年毕业。1930年毕业时以优异成绩保送燕京大学。

我主修社会学，选读以下课程：林东海先生的“社会学概论”，雷洁琼先生的“社会学道理”，许仕廉先生的“东谈主口学”，杨开谈先生的“农村社会学”和“统计学”，吴文藻先生的“东谈主类学”、“眷属社会学”及“西洋社会念念想史”，张鸿钧先生的“社会责任”。好意思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系着名素养派克（Robert E. Park）应邀来燕大讲学半年，开“社会学”一课，我也伴随我系敦朴们及同学听课。吴文藻先生任系主任时，因我校无“社会史”课程，特邀北京大学素养陶希圣来校开“中国社会史”一课，我旁听了。陶著有《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等书，并主编《食货》杂志。我常去拜访他，辩驳古代社会组织，并请他为《中国封建社会》作序。不意抗战初期，陶竟丧失民族骨气，扈从汪精卫遵命日寇。后又逃回香港，投奔蒋介石，作为“御用文东谈主”。我深鄙其为东谈主。

瞿同祖宗生祖父瞿鸿禨诗稿手迹，这首七律诗反应了文慎公初得长孙时的原意与期许的表情。

我初入校时仅仅随班听讲，专科处所不决。我对历史发生酷好，遂副修历史。选修了洪业先生的“史学智商”，邓之诚先生的“中国通史”和“秦汉史”，张星烺先生的“宋辽金元史”及张尔田先生的“史微”。

除社会及历史两系课程外，我也选修了钱穆先生的“国粹概论”，萧公权先生的“西洋政治念念想史”，吕复先生的“相比宪法”，张东荪先生的“西洋形而上学”，陆志韦先生的“心思学”，某位敦朴的“经济学”和郭云不雅先生的“法学概论”。

我初入燕大时虽主修社会学，计议处所却未细目。领先想专攻农村社会学，后迟缓转向社会史专科。吴文藻先生除了开设课程外，并在《社会学界》、《社会学刊》、《社会计议》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向国内读者先容对于德国社会学、法国社会学、功能派社会东谈主类学、社区计议等学科的发展和趋势。他的另一孝顺是凭证本系学生的才略和酷好，择优培养了一批东谈主才。学生到泰西何校深造、跟从哪一位导师学习，都作了全心的安排和推选。举例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同学都成为超越的学者。吴师因我古文有相配压根，对中国历史也有一定的基础，便决定培养我专攻社会史。社会及经济史家魏特夫（K. A. Wittfogel）自好意思来华走访吴师时，他先容并推选我给魏氏。在吴师的饱读动和相同下，我下定决心企图以社会学和社会东谈主类学的不雅点和智商来计议中国社会史，但愿能作念出极少成绩，不亏负敦朴们的期许。

魏特夫名著《东方专制目的》书影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为《周代封建社会》，后以此稿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改写，以《中国封建社会》为硕士论文。导师为杨开谈先生。这是我写稿中国社会史的首次尝试。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0年代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该书由日东谈主田岛泰平及小竹武夫合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42）。国内有多少大学以我书为参考书。罗隆基先生告我他在西南衔接大学兼课时即以我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初入士林的我其时难免有被宠若惊之感。但我写此书时年岁尚轻，目不识字，对该书并不适意，自认是我著述中最不持重的一册。我在好意思时，华盛顿大学拟请东谈主译成英文，已译了一章。我合计无翻译出版的价值，便讳言装束了。可谓尚有心中少见。

日寇发动侵华战役，攻占北平，成立伪政权。我不肯在敌伪总揽下作念顺民，便于1938年未婚南下。在重庆街头巧遇杨开谈师。他在生意委员会任调査处处长，知我尚未找到责任，聘我为处员。呆了五个月，适吴文藻师和同膏火孝通在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邀我赶赴，于1939年夏到达昆明。由社会、政经、法律三系合聘我为讲师，后升为副素养、素养。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握法制史"三门课程。经济史一课由于史料丰富，易于征集，撰写讲稿尚属顺利。

我读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特有制和国度的发祥》、罗维（Robert H. Lowie）的《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之社会计议》、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纲》等书。但中国社会史史料散见于各式古籍，广大如烟海，征集不易。虽有我叔父宣颖（兑之）先生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一书不错参考，但所征集的贵府究属有限，不可旺盛我的要求。主要仍靠我方的勤恳，于是广读正史、野史、家训、札记、演义等书，搜索关联史料。撰写讲稿相配吃力，幸不负苦心，差强东谈主意。1944年在西南衔接大学社会系兼课，素养“中国社会史”。

瞿同祖1939年受邀加入敦朴吴文藻和同膏火孝通创立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图为1982年费孝通与原云大社会学系师生合影。

我在燕京大学时，法律系无法制史一课，未受过这方面的教师，上乏师承，撰写讲稿难度更大。幸我少时读过亨利•梅因（Henry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 及《早期的法律和习俗》 （Early Law and Custom ）二书，叹服其敷裕精粹，见识超卓，能成一家之言。又读维纳格勒多夫（Paul Vinogradoff）的《历史法学大纲》（Outlines of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我对法律史的酷好更为浓厚，颇灵验颦之志，而力不从心，只得望书兴叹。我对社会东谈主类学有了初步了解后，显然法律是文化的构成部分，亦是一种社会轨制，有其罕见的功能，为东谈主类学家所青睐。如想对法律进行真切的计议，便有补课自修之必要，应看重阅读各东谈主类学家关联法律的名著。因此持续读了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的《蛮族社会之作歹与习气》（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罗布森（W. A. Robson）的《文化及法律之成长》( Civil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Law )，哈特兰（E. S. Hartland）的《原始法律》（Primitive Law），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 )的《原始法律》（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X）等书。深受启发，受益良多。因窃不自量，益有撰中握法制史之意。

于是浩荡阅读现有的古代法典:《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的《刑法志》，“十通”，各式《会要》及关联古代法律的著述。在云南大学任教时，入辖下手撰写《中握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吴文藻主编，《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五种。商务印书馆，1947年；中华书局重印本，1981年，1996年）。

法律是社会表率之一，它与习气、习惯有密切的关连。它惊叹现有社会轨制息兵德、伦理等价值不雅念，并反应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连极为密切。因此咱们不可像分析派别那样，将法律四肢一种一身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连。唯一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配景，才略了解这些法律的道理和作用；也唯一覆按法律在社会上的诓骗，才略了解法律的实施情况。我书即是诓骗上述不雅点，将法律与社会勾引起来给以计议的一个创新的尝试，故定名为“中握法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制史，亦然一部社会史。书中眷属、婚配、阶级及巫术宗教等章彰着都属于社会史限度。

我指出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表目下眷属目的和阶级办法上。二者是儒家意志形态的中枢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亦然古代法律所珍藏惊叹的社会轨制和社会规律，在法律上占极为超越的地位。

我书参谋了儒、法二家念念想。对于儒家念念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问题，我书出版后，我的看法有进一步的理会和发展。适北京大学为五十周年校庆，策动出一操心文集。罗常培先生其时也在纽约，约我写稿。我就此问题写了《中握法律之儒家化》一文（1948）。秦、汉法律是法家所制订的，代表法家精神。汉儒撰写法律章句来解说法律，并以经义决狱。法律在一定进程上已为儒家念念想所摆布。我这篇论文指出魏、晋、南北朝的法律为儒家所制订，他们迟缓将儒家提倡的“礼”掺入法典，至唐而集其大成。法律之儒家化实为中握法律发展史上最伏击之大事，从此蜕变了法律的蓝本模样，造成礼、法勾引的体系。法律于是为儒家念念想所专揽，成为总揽阶级惊叹礼教的用具，用以惊叹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规律。

英文版《中握法律与中国社会》

通过吴文藻先生的先容，我与魏特夫有一面之缘。其后他在好意思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中国历史计议室。1943年费孝通先生应好意思国国务院之邀赴好意思走访，晤见魏特夫时为我掂量，魏氏回电邀请我去该校任计议员。我偕同妻赵曾玖及子女二东谈主于1945年春抵达纽约。王毓铨先生和我的任务均为汉史的计议。他的课题为经济史，而我的计议限度则限于社会史。好意思国汉学界其时流行的一种体例是于正史中捜集关联贵府，选译后引经据典，加以扫视，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

我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计议责任之便熟谙，选读了社会学系及东谈主类学系几位着名素养的课程，有麦其弗（R. M. MacIver）的“社会变迁身分”、默顿 (R. K. Merton)的“社会结构与表面”、艾贝尔（Theodore Abel）的“欧洲社会学”、林德(R.S Lynd)的“好意思国职权结构”、利普斯特（S. M. Lipset)的“社会阶级之分辨”、林顿(Ralph Linton)的“东谈主类学”、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与东谈主格”。加利福利尼大学东谈主类学系名素养克罗伯（A. L. Kroeber）某年来哥伦比亚大学暑期开“东谈主类学”一课，我也选听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于责任之余入辖下手翻译《中握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 (1962年出版)，英译本更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计议实用学院经济及社会科学部的《国际寰球：昔日和目下》丛书 (1961)。

抗战时代史籍枯竭。我在昆明撰写《中握法律与中国社会》一稿时，找不到《宋刑统》，是我书中一大污点。哥伦比亚大学藏书楼藏书丰富，英译本出版时才得以将《宋刑统》补入，弥补了这一遗憾。中华书局重印本付印时，我也借此契机补入《宋刑统》。

1948年夏我应华盛顿大学之邀走访该校，为远东系素养及远东计议所东谈主员作一对于“清代名流”的学术敷陈，引起该校对名流问题的青睐。

1954年费正清（J. K. Fairbank）等多名汉学素养发起并组织了一次对于中国念念想史的参谋会。我应邀出席，漠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志形态”（英文），载于费正清裁剪的《中国念念想与轨制》一书（1957）。1964年我文又收入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两位素养（忘其姓名）合编的《社会学与历史》一书，先容我诓骗社会学不雅点计议历史的配置，作为一个规范。

由于哥大中国历史计议室经费着手拆开，我于1953年离开该室。

《中国念念想与轨制》书影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计议中心。友东谈主杨联升素养为该中心委员会成员之一，推选我去哈佛担任计议员，后兼任讲师。除与杨联升合开“地方志”外，又与法学院素养冯梅伦（Arthur von Mehren）合开“中握法律”一课。

我撰写《清代地方政府》（英文）一书（1962年出版），指出州县官不谙吏治，职责艰辛，主要依赖幕友实施各项任务。这些东谈主是刑名、税收、公文及行政治务的巨匠，以“佐治”为办事。州县官的长随亦有一定的职责，参与公事的处理。我计议地方政府时，釆用政治社会学的不雅点，合计凡参与处罚历程者都应包括在广义“政府”限度之内。除州县政府外，亦应计议名流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作为地方首领，名流不仅参与地方事务，并诓骗其势力，施加影响于父母官，摆布计谋之决定，甚而专揽并插手地方仕宦。劣绅则时时与奸官污吏彼此串连，党豺为虐。名流与地方仕宦之间的关连犬牙相制：既有调解，又有矛盾；既彼此依赖，又彼此制约。

我在哈佛任职时，为了熟谙，又旁听了社会系名素养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宗教社会学”和法学院素养索恩（S. E. Thorne）的“英握法制史”二课。选听后者的指标是想对计议不同国度法制史的不雅点和智商有所了解，能进行相比，或有助于我对中握法制史之计议。

1962年荷兰（William Holland）素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亚洲系，邀请我去该校任副素养，开“中国通史”一课，并素养古汉语。

哥大中国历史计议室关闭后，王毓铨和我的汉史文稿全部布置华盛顿大学。60年代该校拟出版我的原稿，与我商洽。商定由杜敬轲（Jack Dull）博士担任裁剪，我利用课余时辰，整理和矫正原稿，于1965年归国前夜交卷。迟到1972年才以“汉代社会结构”（英文）的格式出版，那时我早已归国了。该书对眷属、婚配、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分章进行参谋和分析。

《清代地方政府》书影

为了与家东谈主团聚，并进入故国社会目的劳动之诱导，我于1965年秋辞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职，经欧洲归国，由华裔事务委员会欢迎。其时已是“文革"前夜，无法为我掂量责任。次年夏侨委要我回湖南原籍等候分拨。1971年才安排我在湖南省文史馆学习。1976年我妻病故，儿子接我来京小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计议所副长处李新先生了解到我的情况，借调我去该所，编译《史迪威贵府》（1978年出版)。1978年春调我来所任计议员。

1980年8月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以夏鼐先生为团长，出席会议。我为团聚之一。同庚9月社科院派我及历史所黄烈先生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举行的第二十七届欧洲汉学会议。我于开幕式上宣读论文，题为“清代法律的延续性和演变”。英文原稿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卷第3期）。汉文稿《清律的接受和变化》载《历史计议》（1980年第4期）。该文收入《中握法学文集》 (1984)。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984）写了“礼”和“服制”两个辞条。

1983年香港大学举行“冯平山藏书楼五十周年操心学术讲座”。我应邀作一公开演讲，题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覆按”。次日当地各报均有报谈。在港时代，除为汉文及历史两系学生讲学外，并为港巨匠生用英语作一演讲，题为“清代司法”。

1985年春应好意思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档学者交流打算的邀请，访好意思讲学，作了三次学术敷陈：在华盛顿大学的讲题为“儒家念念想与中国传统法律之发展”，在芝加哥大学的讲题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覆按”，在哈佛大学的讲题为“中国的服制”。后又走访哥伦比亚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与两校素养多东谈主交换意见。

瞿同祖九十寿辰时全家合影

拙著《中握法律与中国社会》问世后，博得好评。英译本及《清代地方政府》两书于今仍为好意思国各大学亚洲系的指定参考书。书中的一些不雅点为巨匠所援用，对好意思国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我目不识字，配置微不及谈。拙著能不见笑于人，便心适意足了。我一世治学过劲于“艰辛”、“看重”四字。在昆明时生存和责任条目贫苦。敌机经常来袭，有警即仓猝挟稿而走，时作时辍，备受阻碍。为了规避空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用具，光泽阴沉，不可写读。八时即睡眠，于床上反复念念考写稿中所碰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直接书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译《中握法律与中国社会》时，只可于责任、听课之余从事，时辰有限，周末时时不断息。在哈佛大学担任计议责任时，该校中日文藏书楼给我一把钥匙，常于夜间去书库查阅贵府。

顾炎武于其《日知录集释》援用明东谈主谢肇淛的《五杂俎》，云户部十三司书吏齐为绍兴东谈主。近东谈主多援用顾书，以为此条不错解说因何幕友多为绍兴东谈主。我查了《五杂俎》，发现原文为“吴越东谈主”，并非“绍兴东谈主”。这是“看重”的一轻微收成，因此悟到作念常识总要有一点不苟的精神。谨以我的教学作为给中后生读者的赠言。

1997年11月19日，时年八十七

文章着手于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东谈主文社会科学计议院 2020年7月10日三级片网站